2024年，我國商務部先后對進口豬肉和牛肉啟動貿易救濟調查措施；2025年12月，進口豬肉和牛肉貿易救濟終裁相繼發布。

2024年6月17日，商務部發布2024年第23號公告，決定對原產于歐盟的進口相關豬肉及豬副產品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2025年9月5日初裁認定原產于歐盟的進口相關豬肉及豬副產品存在傾銷，國內產業受到實質損害，且傾銷與實質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2025年12月16日，商務部發布2025年第80號公告，公布對原產于歐盟的進口相關豬肉及豬副產品反傾銷調查的最終裁定，最終認定，原產于歐盟的進口相關豬肉及豬副產品存在傾銷，國內產業受到實質損害，而且傾銷與實質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2024年12月27日，商務部宣布對進口牛肉進行保障措施立案調查。2025年12月31日，商務部發布2025年第87號公告，公布對進口牛肉實施保障措施的裁定，認定進口牛肉數量增加，中國國內產業受到嚴重損害，且進口產品數量增加與嚴重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依次決定自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以“國別配額及配額外加征關稅”形式對進口牛肉采取3年保障措施。

對進口豬肉和牛肉的貿易救濟措施，展現了中國在自由貿易與國內產業之間的權衡，也再次折射出在開放經濟環境下，中國牛羊肉生產缺乏比較優勢，豬肉生產擁有比較優勢，需要根據比較優勢適度調整國內畜牧養殖業生產結構，并通過發展預制菜等產業出口，在更高層次平衡自由貿易與國內產業兩方面需求。

中國兼具肉類生產大國和進口大國雙重身份

在確保糧食（糧棉油肉）基本自給的方針下，隨著我國人口和國民收入增長、生活水平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肉類產量迄今總體保持了長期持續增長態勢。1996~2024年間，我國人口從12.2389億人上升至14.0828億人，肉類產量從4584.0萬噸增長至9779.9萬噸。2018年3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華發動貿易戰，我國政府對糧食安全的重視程度進一步提升，由此推動了肉類生產增長。盡管2018年暴發全球性非洲豬瘟疫情，導致豬肉產量在2019、2020兩年連續暴跌，從而導致整個肉類產量連續兩年銳減，但從2021年起就恢復了產量增長勢頭。在此期間，牛羊肉產量未受非洲豬瘟影響而繼續連年增長。

與此同時，中國又是世界第二大進口國和最大農產品、食品進口國，在肉類貿易方面早已是凈進口國，肉類出口規模遠遠不及進口，且增長緩慢，其中牛肉出口量更是微不足道。

就整個肉類進出口量而言，2024年我國進口肉類（包括雜碎）667萬噸，出口肉類（包括雜碎）僅有63萬噸，尚不及進口量的1/10；縱向比較也增長甚微。2014年，我國出口“肉及雜碎”44萬噸，此外還出口活豬（種豬除外）173萬頭，活家禽493萬只；假設每頭出口活豬出肉100公斤，則173萬頭出口活豬就折合豬肉17.3萬噸，與“肉及雜碎”出口量44萬噸相加等于61.3萬噸，即使不考慮活家禽出肉量，這個數字也與2024年“肉及雜碎”出口量（63萬噸）大體相當了。換言之，這10年里我國肉類出口總量幾乎沒有增長。

肉類進口貿易形勢則與此大不相同。如表1所示，2016年，我國肉類進口量已達468萬噸，其中牛羊肉進口量分別為58萬噸和22萬噸。在2018年暴發的全球性非洲豬瘟疫情沖擊推動下，2021年我國肉類進口量達到991萬噸的高峰，其后雖因非洲豬瘟沖擊和強調糧食安全而減少，但2024年仍有667萬噸，且牛肉進口量持續大幅增長，羊肉進口量波動大幅度增長。2024年，我國進口“牛肉及牛雜碎”291萬噸，其中牛肉進口287萬噸，羊肉進口37萬噸。2025年1~11月，我國進口肉類（包括雜碎）567萬噸，進口金額215億美元，進口量雖然同比下降6.4%，進口金額卻同比增長1.7%。

我國要保持大規模農產品食品進口貿易

從經濟安全視角看，在開放經濟環境下，經濟、產業安全并不意味著國產占比越高越好，而是需要將自給率保持在適當水平，既能保證別國無法隨意對我國“卡脖子”，也要能夠充分利用進口產品和國際分工降低我國成本，提高我國經濟產業效率，改善國內生活，糧食（糧棉油肉）安全也不例外，只不過合理的糧食自給率應當高于一般商品。

同時，為了維持和增強我國的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出口大國地位，我國也需要保持足夠大規模的農產品、礦產等初級產品進口，以形成以我國為核心的國際分工體系，讓別國通過對華出口獲得足夠收入采購我國的制成品和服務。

我國既要保證經濟產業安全，又要保持和擴大進口能力；在包括豬牛羊肉的農產品食品領域，就是既要保證糧食安全，又要保持和適度擴大進口。

開放經濟環境下中國牛羊肉生產缺乏比較優勢而豬肉生產擁有比較優勢

審視肉類進出口貿易和對進口豬肉、牛肉貿易救濟措施，我們還可以看到，開放經濟環境下中國牛羊肉生產缺乏比較優勢而豬肉生產擁有比較優勢，客觀經濟規律決定了牛羊肉進口量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居高不下、繼續增長。

正是由于牛羊肉生產缺乏比較優勢而豬肉生產反之，我國牛羊肉出口量微乎其微，進口量則連年大幅度超過豬肉進口，牛羊肉國內市場供給中進口占比（以“進口/國產×100%”指標衡量）通常數倍，甚至近十倍于豬肉（參見表1）。

就牛羊肉出口量而言，我國《海關統計》中沒有羊肉出口數據，牛肉出口數據從2002年開始列明，至2019年后取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國牛肉出口量日益微不足道，羊肉出口量又少于牛肉，均遠不足以同豬肉、禽肉出口相提并論。2002~2019年間，我國牛肉出口量在2006、2007年兩年達到3萬噸的高峰，隨后持續減少，2013年就跌破1萬噸至5874噸，2017年跌破千噸至922噸，到2019年已經減少到219噸，此后《海關統計》中取消這一統計項目，實屬理所當然。

相反，我國“牛肉及雜碎”進口量2023年起超越“豬肉及雜碎”進口量，其中“牛肉”進口量2022年起超越“豬肉”進口量（參見表1）。倘若不是2018年全球性非洲豬瘟沖擊導致2019~2022年豬肉類進口激增，正常趨勢下2019年牛肉進口量就能超過豬肉。

牛羊肉進口量之大，已經在國內市場供給中占據了較大比重，牛肉尤其如此。按“進口/國產×100%”指標衡量，2016年牛肉進口量相當于國內產量的9%，到2020年就已經突破30%，2024年達到37%。羊肉的這一指標也從2016年的5%上升至2019年以來的7%~8%。

相比之下，豬肉這一指標遠遠低于牛羊肉，除非洲豬瘟年份外，這一指標通常在2%~4%區間，牛肉這項指標數倍，甚至近十倍于豬肉。

在開放經濟環境下，客觀經濟規律決定了牛羊肉進口量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繼續增長，至少會保持在高位。因為飼料作物、牧場等資源稟賦決定了中國的集約化養豬生產模式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比較優勢，牛羊肉生產則缺乏比較優勢，而是比較劣勢突出。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我國進口“牛肉及牛雜碎”中絕大部分是牛肉，牛雜碎（內臟下水等）甚少；而進口“豬肉及豬雜碎”中豬雜碎數量甚多，2024年起，中國進口豬雜碎數量就超過了豬肉。

2020~2024年，我國進口“牛肉及牛雜碎”數量從214萬噸連年遞增至291萬噸，其中牛雜碎進口量不超過4萬噸；而同期豬雜碎進口量超過110萬噸。2025年1~11月，我國進口“牛肉及牛雜碎”262萬噸，其中牛雜碎3萬噸；進口“豬肉及豬雜碎”201萬噸，其中豬雜碎109萬噸。

同時，對于中國而言，豬肉自給率較高而牛羊肉自給率相對較低的格局更有利于夯實農業可持續發展根基，因為豬糞作為有機糞肥總體優于牛羊糞，經沼氣池發酵后大量還田，更有利于增強地力，改善土壤團粒結構，解決土壤板結問題，增加收益。

與牛羊馬禽糞便相比，豬糞有機質和含氮量等指標略低于禽糞、羊糞，但含腐植質最高，保肥力最強，而且質地較細，成分較復雜，容易被微生物分解，釋放出可為作物吸收利用的養分。如能混合少量馬糞施用，以接種纖維素分解菌，補充豬糞纖維素分解菌較少的缺點，還能進一步大大提升肥效。綜合考慮，豬糞是畜牧業最佳有機糞肥。

同時，作為有機糞肥，豬糞的兩大特點優于牛羊糞：豬糞產量比牛羊糞更穩定、量大，豬的生長周期/產糞量變動周期與糧食、棉花生產周期同步性較好。

幾年前，相當程度上正是基于上述經濟規律和農業科技考慮，筆者提出了新疆應實施“豬棉并舉”發展戰略再造新興支柱產業；新疆豬肉產量持續增長而相繼超越牛羊肉躍居當地產量第一大肉類，這一實踐結果也證實了上述分析符合現實和客觀經濟規律：

2010年，新疆豬牛羊肉產量依次為23.0萬噸、35.5萬噸和47.0萬噸，豬肉產量遠少于牛羊肉；

2022年，新疆豬牛羊肉產量依次為57.0萬噸、49.4萬噸和60.7萬噸，豬肉產量少于羊肉，但已超過牛肉；

2023年，新疆豬牛羊肉產量依次為64.4萬噸、58.4萬噸和62.8萬噸；

2024年，新疆豬牛羊肉產量依次為66.9萬噸、62.1萬噸和60.7萬噸。

對進口豬肉和牛肉的貿易救濟已經告一段落，相關措施也終有結束之日，我們現在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更高層次上平衡自由貿易與國內產業。為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首先，根據比較優勢適度調整國內肉類生產，適度減少缺乏比較優勢的牛羊肉生產，增加擁有比較優勢的豬肉生產。

其次，發展預制菜等相關產業出口，一方面由此帶動作為預制菜原料的農產品、食品進口需求，給相關農產品、肉類生產輸出國創造對華出口增長空間；另一方面滿足海外市場對便利生活方式和中餐日益增長的需求，同時這也是一種文化輸出。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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