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歌王子張信哲鐘愛上海，他把上海寫進歌里，選擇在上海拍攝MV，也一直在收藏與上海有關的物件，其中就包括旗袍。“旗袍，是上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物件，”在“摩登華影：海派旗袍與百年時尚”開幕之時，張信哲告訴記者，“它代表著一種美，一種東方的美。”展覽于12月23日在上海博物館啟幕，將持續至2026年5月5日。
本次展覽的核心展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來自張信哲的收藏，除了旗袍以外，還包括時尚女鞋、手包、月份牌、廣告畫等；另一部分選自貝洽捐贈的其母親蔣士云的旗袍及配飾。與此同時，上海歷史博物館、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上海汽車博物館等機構，以及迪奧、香奈兒、古馳和老鳳祥等品牌也提供了展品。近306件/組展品，共同呈現出旗袍的歷史變遷，及其背后的文化內涵與時代演變。
摩登生活與旗袍百態
20世紀初的上海，華洋雜處、思想交匯，也催生了“摩登生活”。旗袍于此時應運而生，完成了從傳統服飾到現代時裝的蛻變。
步入展廳，仿佛是步入百年前的上海街頭，一件件旗袍風姿搖曳，時代元素點綴其間。
展覽中最早的旗袍可以追溯至上世紀一二十年代。張信哲收藏的一件倒大袖旗袍，堪稱海派旗袍的雛形之一。展覽策展人于穎描述稱其形制兼具中西特色：中高領、右斜襟、倒大袖與緊腰寬擺保留了東方骨架，喇叭狀的袖口與下擺則汲取西式舞裙的靈感。其面料是西方進口的，在色彩變幻間呈現出裝飾藝術（Art Deco）的直線橢圓紋樣，在袖口和下擺處則綴有珠片。可以想象，當女郎在舞池中翩然起舞，舉手投足間珠光流轉，盡顯摩登風采。
1920年代，旗袍的廓形逐漸擺脫了民國初年長袍或長衫的寬大平直，開始強調身體的自然輪廓，形成“上緊下放”的樣貌，既展現新女性的端莊，也隱含女性解放的意味。從展覽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旗袍面料紋飾具有兩種典型的風格，或是手繪、刺繡的花鳥，展現別致的中西融合之美，或是裝飾藝術風格的幾何圖案，反映當時風靡國際的前衛工業風。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知識分子對于旗袍的推崇，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領作用。宋慶齡、林徽因、張愛玲、陸小曼等人都鐘愛旗袍，陸小曼更是在徐志摩的支持下于1927年在上海創立了“云裳時裝公司”。當時，《良友》《玲瓏》等大眾出版物也常常展示女性時裝的最新款式，月份牌與廣告畫則以細膩筆觸勾勒出身著旗袍的摩登女性形象，她們游弋于中西景致之間，描繪出一幅幅理想的生活圖景。相關的歷史照片和背景故事充盈著展覽，令觀眾沉浸于時代氛圍當中。除了旗袍，展覽還呈現了同時代的皮鞋、手包等，它們與旗袍搭配，完整呈現了那個時代的女性風姿。
到了30年代，旗袍的腰線成為設計焦點。受西方剪輯技術與審美觀念的影響，腰節位置微微下落并逐漸收緊，整體廓形由“A”型向窄身“H”型漸收腰過渡，女性的柔美曲線被勾勒出來。在西方絲織和印花技藝影響下，旗袍面料也在發生革新，更趨輕薄飄逸。展覽中有一件紅色郁金香紋旗袍，內襯裙款式大膽引入歐洲露背的吊帶式，外覆透光印花喬琪紗，層疊穿搭營造出若隱若現的美感，顛覆了傳統著裝觀念，以其含蓄的性感在當時掀起一股時尚新風。彼時，國際爛花工藝也在上海掀起時尚浪潮，其通過酸液碳化去除部分纖維形成虛實相間的花紋，賦予旗袍前所未有的視覺效果。
蔣士云是外交官蔣履福之女、銀行家貝祖詒之妻，也是建筑師貝聿銘的繼母。在留學法國、游歷歐洲之后，1930年代，她在上海過著流光溢彩的生活。作為當時的文化藝術中心，上海為她提供了豐富的社交平臺。據其女兒貝洽回憶，住家裁縫楊師傅每天傍晚都會為她制作好一件新旗袍，供她出席當晚的宴會。蔣士云既能輕松駕馭剪裁精美的傳統旗袍，也能穿出西方改良款式的風采。她曾告訴女兒：“衣著應該超越時光。人們應該記住的是你本身，而非你身上的衣裳。”
旗袍道盡了一切故事
1940年代，因戰時物資限制與實用主義風尚，旗袍趨向簡約與功能化：衣身更加貼身，裙擺提升至小腿。有墊肩裝袖造型的“T”型款型也曾一度流行。
展覽中呈現了幾件宋慶齡曾經穿過的旗袍。40年代，她鐘愛藍印花布旗袍，展覽中這件，在藍地白花的傳統工藝上，滿身的玫瑰花在極簡款式設計中靜靜綻放，延續中國傳統染織技術的素雅之美，又以貼體剪裁和新潮紋樣展現時代氣息。于穎評價稱：其穿衣風格知性簡約，折射出含蓄而不凡的審美旨趣。
50年代。旗袍進入經典的以“沙漏型”為代表的性感時期。旗袍的剪裁工藝臻于成熟，胸線和臀部的塑造更加飽滿，腰部則收緊至極致，整體廓形呈現出飽滿而均衡的“X”型。不僅凸顯了女性曲線的魅力，也成為海內外華人認同的中式經典服飾代言。
蔣士云隨丈夫的工作游弋于世界不同城市，貝洽記得，她總會留意各地有特色的布料店，“尋覓獨特的蕾絲、絲綢或珍惜羊毛料”。裁縫楊師傅為避戰亂移居香港，她會將搜集到的布料帶給他，共同商量為各類場合設計制作服裝。
展覽中一件棕色旗袍，見證了上海裁縫技藝南遷香港的過程。其嘜頭“上海香港楊源興服裝”印證了裁縫楊源興的南下軌跡。這件旗袍在保留海派精致工藝的同時，融入破肩、胸省等西式剪裁技法。手工珠繡以金屬珠片演繹傳統折紙梅花紋，展現了走向世界的旗袍所蘊含的無限可能。
1960年代開始，旗袍在全球化和成衣化的浪潮中尋求新的表達。其形態不再局限于傳統的一件式連衣裙，而是與西裝外套、短上衣等中西不同風格上裝外套組合，發展為具有套裝設計的現代服飾體系。貝洽記得，移居美國之后，母親在紐約的社交場合，總以旗袍搭配一件相同面料的時尚外套，“無可辯駁地彰顯自己中國名媛的優雅身份。”
彼時，中國旗袍元素，如立領、斜襟與盤扣等，也開始逐漸融入國際時裝設計中。從迪奧、香奈兒等品牌的時裝設計中，我們能看到這種中西元素互相影響的鏡鑒關系。從這個角度，可以映照出東方美學在國際舞臺上從異域情調到設計本體的轉變。
蔣士云于2016年去世，作為“上海博物館美國之友”基金會主席，2017年，貝洽致函上海博物館，表示愿意將其母親收藏的274件旗袍服飾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希望這份對百年時尚的獨特感悟和對中西融合之服飾美學的深刻理解，隨藏品入館而永續流傳。
張信哲一直對上海情有獨鐘，在他的音樂作品中就有所流露。他也熱衷于收藏與上海有關的物件，包括旗袍、家具、月份牌、檔案資料等。他透露，自己收藏旗袍的契機源于自己的外婆，她也是一位旗袍女士。
“這里的每一件旗袍都有背后的故事，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張信哲表示，“這些旗袍在展覽時靜默無聲，但通過它們的呈現，道盡了一切故事。這也是為什么我喜歡收藏的一個重要原因。”
“也許我收藏的從來不是旗袍，而是無數位女子曾經的生活、審美和堅持。它們不僅是服裝，是文化的載體，更是美的永恒象征，守護它們，就是守護我們共同的文化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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