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37～1949年，北平深陷重重危機。日偽的統治、戰亂的動蕩、經濟的崩潰以及各種運動嚴重沖擊著這座城市的政治經濟秩序，百姓生活愈加艱難，傳統婚姻家庭關系也因此搖搖欲墜。

《棄夫潛逃：戰時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與犯罪（1937—1949）》借助檔案館里保存的海量民國時期司法案卷，透過歷史的塵埃，還原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境況與內心世界。她們的經歷滿載底層小人物的血淚心酸，卻也呈現出一段被宏大敘事忽視的真實歷史。

經出版社授權，第一財經節選書中《遷移中的城市》篇章，以饗讀者。

根據1949年進行的一項官方調查，解放初期北平的居民住房中20%到30%都是在14世紀明朝定都北京后建造的。因為這些明清時期的四合院建筑定期得到維護，所以它們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成為帝都建筑的典范，也展現了富人住所的精致與豪華。城市中有一半的住房建于19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之間。這些建筑帶有某些與明清住宅相同的特征，采用了類似的建造方法，但規模略小，通常使用更便宜的建筑材料。其余20%的住房中有一部分由八旗綠營的營房改造而來，還有的不過是存在于當時已有居住區邊緣的大雜院，這些院子通常靠近城墻。在房屋的所有權方面，調查發現，當時北平71%的住宅為私人所有，21.5%為政府財產，4.3%屬于諸如商會、同鄉會之類的社團機構，還有3%為外國人擁有。83%的家庭，即33萬戶，居住在租賃的房屋之中。如此高的房屋租住率以及在住房條件方面的顯著差異，顯示出城墻之內和四合院落中經歷了巨大的人口與社會變遷。造成這種變遷的因素之一就是這一時期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持續遷移。

到北平謀生，是生活在華北農村和城鎮的底層男女普遍的出路，河北省順義縣的農民田華和他的妻子田馬氏就是這樣一個案例。田氏夫婦在原籍鄉下種地為生，1940年前后，兩人關系不睦。據田華說，夫妻關系惡化起因于“全家患病，田馬氏不愿侍候，回娘家后又潛逃”。但田馬氏卻有不同說法，她言稱“受田華祖母虐待，不給我飽飯，不給我做衣服，時常打罵”，接著“于本年二月間在田地鋤糞，被他用木锨打，我實不能忍受”，先回娘家暫住，稍后被田華接回，但是夫妻矛盾沒有化解，“遂由順義逃來北平給人傭工”。雇主開印刷廠為生，通過雇主，田馬氏認識了印刷廠的工友巨尚賢。二人“互相愛慕”，田馬氏隨即改嫁，并與巨尚賢“生有女孩一個”。1942年，正當田馬氏隨巨尚賢的姓氏改名巨馬氏，并在北平安頓下來享受新生活的時候，她的原配丈夫田華也來到北平，或許他是想要在城里找到工作，也或許他是為了找到離家出走的妻子。1942年11月11日，田華終于找到了田馬氏，二人見面即吵作一團，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并將他們二人逮捕。

上述這一案例很典型，北平周邊農村的農民離鄉進城謀生，其中有些人是利用農閑進城做短工，還有些人則一年到頭留在城里做工。田馬氏的家鄉河北省是來北平務工的外地人最多的省份—據估計，在1931年到1937年間，有300多萬人從河北省遷出。根據官方統計，1937年11月，在日本軍事占領北平之后，近33.7%的北平居民（506066人）來自河北，占城市外來人口的60.7%。其他資料顯示，河北人壟斷了北平的某些行業，如理發店、浴室澡堂、古董行和古玩店等。北平40%左右的人力車夫是河北人。此外，在北平的妓女中，來自河北的婦女所占比例也很大，特別是在中下等妓院中（二等妓院占18.3%，三等妓院占27.5%，四等妓院占30%)。

美國學者甘博（1890-1968）在研究北平的移民模式時強調，這座城市因商業和工業的發展而極具吸引力，尤其是對年輕的男性壯勞力而言。在他看來，在當時的北平，工業化推動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這或多或少與幾十年前西方城市所經歷的情況類似。人們從農村來到城市，加入不斷擴大的城市勞工階級，面對著在工廠做工的各種壓力，也探索著都市多元文化的各種新奇景象。然而，工業和經濟發展對移民的影響不應被高估。《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的作者董玥指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衰退和蕭條對北平現代經濟的發展軌跡產生了重大影響。刑事案件檔案顯示，大量人口的到來，無論男女，與其說是因為城市經濟的拉動，不如說是農村危機造成的。農村危機打亂了村民的生計，迫使他們背井離鄉。許多人涌入北平，卻沒有明確的計劃，也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危險還是機會。戰爭、日本占領和經濟危機都使新來的人難以謀生。盡管存在著這些困難，人們還是源源不斷地來到北平，希望找到一種生存的方式。對他們而言，北平至少在表面上提供了安全和保障。

僅以河北省為例，環境壓力、政治動蕩和農村手工業的崩潰等因素破壞巨大，導致大量人口涌向城市或其他地區。從1873年到1933年，河北農村人口增長了40%,可耕地卻減少了2%。這使得河北省成為華北人均耕地最少的省份之一。一些“闖關東”的農民想在富饒的東北開始新生活，還有一些人則遷居到北平和其他大城市，爭奪各種低薪工作，從事商業零售與服務行業。

與此同時，農村手工業也在苦苦掙扎。在20世紀30年代，手工業生產是大約30%的農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特別是家庭織布，自清末以來，吸收了河北主要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天津、石家莊等城市新興的現代棉紡工業開始大量生產廉價的機織紗線，并將工業產品投放市場，對當地原有的針織布匹行業產生了重大影響。《香河縣志》曾記載：

衣服向用土布家機，惟求堅實耐久，不尚美觀，尋常農家大率，類比仕族乃有服絲品者，多購自京津。本境無蠶業也，自洋布輸入，物美而價廉，爭相購用，家機土布，遂不可見。

消費者偏好的改變大大降低了農村手工產品的市場份額，并且逐漸摧毀了整個行業。例如，河北中部的高陽縣周邊地區是農村織布業的中心地帶，從1927年到1933年，家庭紡車的數量減少了75%以上。農村手工業的消亡對許多家庭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因為它嚴重降低了許多農村婦女在農閑時賺取補充收入的可能性。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損失完全摧毀了家庭生計。

除了上述的環境與經濟因素，政治斗爭、軍閥混戰、土匪活動的惡性循環，也進一步加劇了河北農村的危機。20世紀初，華北爆發了幾次軍事沖突，這包括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和隨之而來的八國聯軍入侵、20世紀20年代初兩次直奉戰爭、20世紀30年代初蔣介石的南京政權與反蔣聯盟之間的戰爭，以及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前的多次軍事挑釁與摩擦。對于卷入這些沖突的各個派系來說，河北省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因為它毗鄰北平，而直到1928年，北平仍是國家的首都。京漢鐵路通貫全省，將政治上地位顯赫的北方和經濟發達的中部省份連接起來。因此，控制河北意義重大，地方軍閥能夠在鞏固自己地盤的基礎上，進而爭奪中央權力，逐鹿中原。但是，軍閥混戰造成了無政府狀態，還引發掠奪和饑荒，給平民百姓的生活帶來一連串的打擊。那些短命但日益橫暴的軍閥政權，只會帶來更多的混亂和苦難，平民飽受戰爭的折磨，還要面對巨大的環境經濟壓力，于是很多人選擇逃往城市避難。

在某種程度上，北平城為其居民提供了保護。高大寬厚的城墻把搶劫者、土匪和不守軍紀的士兵擋在城外，就是這些人在農村制造了沖突和暴力。甘博注意到，“1926年春張作霖攻占北平時，城內沒有發生搶劫，但城外許多地區卻并非如此”。《北京的人力車夫》作者史謙德的研究還顯示，除了城墻之外，還有北平當地的商業領袖和社會名流，他們的領導“能夠減輕居民的負擔，并遏制了在城墻附近的軍隊沖突所帶來的危險”。同樣重要的是，史謙德指出，“這座城市的規模、其首都地位的價值（直到1928年）以及有能力以武力威脅、以關稅利誘軍閥們的各國使館的存在，總體上保護了北京不受戰爭的直接影響”。

對于許多像田馬氏這樣的農村女性來說，她們能力不足，難以利用北平的大多數工廠工作和教育機會，但她們仍遷徙到這座城市，因為這里提供了其他的機會：從經濟困窘中解脫出來，減輕一些情緒壓力，或者擁有一段可以為她們提供物質支持的穩定婚姻和家庭關系。當然，并非所有夢想都會實現，但農村危機迫使人們在渺茫的希望上孤注一擲。換言之，婦女來到北平安家落戶，不一定是因為城市可以提供很多機會，而是農村的困境逼迫她們背井離鄉，另謀出路。

《棄夫潛逃：戰時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與犯罪（1937—1949）》

[美] 馬釗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萬鏡 202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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