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Truth Social平臺上發文，“警告所有征收數字稅、制定相關立法、規則的國家，除非撤銷這些針對美國的歧視性稅收措施，否則我作為美國總統，將對這些輸往美國的商品加征大幅額外關稅，并對我們的高度受保護技術和芯片實施出口限制。”這是特朗普針對數字稅發出的最新威脅，用詞強硬、目標明確，他提及的數字稅是一個統稱，既包括法國、加拿大等國征收的“數字服務稅”，也包括印度征收的“衡平稅”、英國征收的“轉移利潤稅”。

一般認為，征收數字稅主要針對的是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如蘋果、亞馬遜、臉書（Meta）、谷歌（Alphabet）等，美國政商兩界更是旗幟鮮明地認為數字稅是對美國高科技公司的稅收歧視，共和黨和民主黨也都一致反對任何國家對美國公司征收數字稅。二次執政的特朗普在數字稅的立場上表現得更為強硬，這一次的警告威脅不僅僅涉及加征額外關稅，甚至提到技術保護和出口監管問題，這極有可能針對的是歐盟在2024年生效實施的《數字市場法》。數字稅與“雙支柱”方案的設計和實施密切相關，如果特朗普的最新威脅導致相關國家的強烈反彈或聯合行動，將大大動搖“雙支柱”方案的根基，給方案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風險。

關稅“懟”一切，數字稅也不例外

正是為了在“美國優先”的指引下追求“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將“關稅”大棒視為“大殺器”，將關稅“大棒”揮向任何對象目標，用作解決任何問題的“法寶”。對于特朗普來說，關稅可以“懟”一切，包括數字稅問題，將關稅“武器化”可以做到“無往而不勝”，關稅是可以鉗制任何問題的美國單邊解決方案，其底層邏輯是“服不服”，服了，就按照特朗普的意見辦，“不服”，就加征巨額關稅直到你“服了”。

數字稅的問題，實質上是國家間征稅權的問題，是國家稅收利益競爭博弈的問題，起因是大型高科技公司、數字公司從市場國獲取收入和利潤卻沒有把對應的稅收留在市場國，而現行的傳統國際稅收規則無法規制這樣的情形，市場國采取征收數字服務稅等方式以維護自身稅收權益。從稅收正義的角度而言，市場國征收數字服務稅的做法“無可厚非”，也談不上對其他國家的稅收歧視性待遇，但真正的問題是，如果任由任何國家自行出臺類似數字服務稅的單邊稅收措施，各自為政，國際稅收秩序必將混亂、全球稅收治理必將失效，將會給經濟全球化、經濟數字化的世界各國帶來重大的負面影響。為解決這樣的問題，二十國集團（G20）委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主導設計了“雙支柱”方案，并在BEPS（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包容性框架下獲得各國共識，運行超過百年的傳統國際稅收規則將被重塑，以避免數字服務稅這樣的單邊稅收措施阻礙全球稅收治理進程。

說好的，要徹底廢除數字服務稅

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帶動商業模式的革命性創新，基于物理存在的國家間征稅權劃分的原則不能適應高科技公司的遠程跨境經營，BEPS給所有國家都帶來嚴峻的危機，這是21世紀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OECD將此稱為“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2017年，G20委托OECD通過BEPS包容性框架開展研究工作，尋求共識性解決方案。2019年，OECD首次提出“雙支柱”方案的設計框架，此后在BEPS包容性框架下經過各國曲折艱辛的談判，2021年10月G20財政和央行行長會議核準《關于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的雙支柱解決方案的聲明》和《詳細實施計劃》（下稱《聲明》）中提出的最終政治共識，以建立更加穩定、公平的國際稅收制度。支柱一旨在解決超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利潤重新分配問題，支柱二旨在設定全球最低稅，解決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利用低稅地轉移利潤和稅收逐底競爭問題。支柱一和支柱二共同組成了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的多邊方案，以確保跨國企業集團繳納公平份額的稅款。支柱一由金額A、金額B和稅收確定性三部分組成，金額A也稱為向市場國分配的“新征稅權”，對超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全球利潤征稅權在各市場國進行重新分配，而無論在市場國是否設立基于物理存在的應稅實體。

美國拜登政府執政時期選擇支持“雙支柱”方案，并與G20國家一起核準了《聲明》，拜登政府更加看重支柱二，希望以支柱二全球最低稅的15%有效稅率構筑起一道防止其他國家進行低稅率競爭的“屏障”。美國前財長耶倫更將全球最低稅視為美國經濟外交的重大勝利，可以幫助美國“進入一場可以獲勝的競爭，我們現在有機會建立一個全球和國內稅收體系，可以讓美國工人和美國企業在世界經濟中競爭并獲勝”。

拜登政府在認可支柱二的同時，也在全力爭取支柱一的利益，在美國的堅持下，《聲明》中明確寫入支柱一金額A將通過多邊公約實施，并且多邊公約將要求任何國家廢除數字服務稅（DST）和其他相關類似的單邊稅收措施。換言之，拜登政府以在支柱一上的讓步換取其他國家必須廢除數字服務稅，這就是“說好的”事情。

碰到“硬茬”，這事不會那么簡單

拜登政府對現有“雙支柱”方案的承諾，在美國國內并沒有完成立法程序，并且遭到共和黨國會議員的強烈反對，反對的焦點有兩個方面，一是認為美國在支柱一上的過度妥協，二是認為支柱二的UTPR規則侵害了美國稅收權益。在共和黨政治精英的眼中，允許其他國家通過UTPR規則對美國公司進行征稅，那是動了美國稅收利益的“奶酪”，是“美國優先”政治正確絕對不能允許的。因此，在特朗普第二次執政、宣誓就職總統的當天，就特別簽署了一項備忘錄，通知OECD美國退出國際稅改談判，前任政府代表美國就“雙支柱”方案協議做出的任何承諾對美國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特朗普的“退群”行動自然給“雙支柱”方案的談判和實施“潑了一盆冷水”，也讓其他國家有了回歸數字服務稅單邊稅收措施的想法，即“如果大家不能達成共識，那就自己單干”。雖然歐盟全力支持“雙支柱”方案，但歐盟也支持數字服務稅，并且計劃加強監管，發揮《數字市場法》、《數字服務法》等法律監管的威力以反制美國。其他的國家，例如加拿大，不僅繼續推進實施數字服務稅，甚至計劃追溯至2022年1月1日開始征收。盡管在與美國的“對等”關稅談判中加拿大表示要廢除數字服務稅，但如果“雙支柱”方案因特朗普的威脅最終無法實施，與加拿大處于類似境地的市場國就無法維護自身的稅收權益，數字服務稅依然是市場國的重要反制工具選項。

基于這些原因，此次特朗普針對數字服務稅發出的最新威脅，似乎碰到了“硬茬”，作為主要市場國的歐盟國家大多表示反對，歐盟則明確拒絕了特朗普的“最后通牒式”的威脅，不僅不會無端廢除數字服務稅，而且聲明歐洲擁有在境內監管美國企業的“主權權利”，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將這場貿易爭端上升到歐洲主權層面的問題，顯見歐盟的強硬程度。事情不會那么簡單，也不應那么簡單，如果支柱一的金額A不能最終有效實施，那么歐盟國家、加拿大這樣的市場國又怎么可以自愿廢除數字服務稅呢？特朗普既拒絕承認拜登政府對“雙支柱”方案做出的承諾，又威脅其他國家廢除數字服務稅，這種“美國優先”的典型霸凌做法無法讓其他國家接受。

2025年7月通過的美國的“大而美”法案刪除第899條報復性稅收條款，作為交換，七國集團發布聲明允許“美國跨國企業集團”完全不受支柱二的UTPR規則和IIR規則的約束，即允許美國自己的最低稅規則與支柱二的全球最低稅規則“并行”。最初認為，這樣的安排是特朗普政府在為“雙支柱”方案放行，既然支柱二可以“并行”實施，那么支柱一也會有希望。但是以特朗普發出的最新威脅來觀察，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特朗普會接受支柱一，特朗普想要的，僅僅是其他國家全面廢除數字服務稅，以達到“美國優先”的目標。

（姚麗系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勵賀林系中國民航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202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全球最低稅與國家稅收主權弱化”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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